《颐和园》，娄烨电影。很好。
地方具有无地方性。余虹在很多地方生活过，然而她与这些地方却建立不了真正的关联，所能建立的只是自己的身体和当时当地的某个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她所能建立关系的，都不是可被标识的‘地方’（图门，北京，武汉...)，而是那些无地方性的‘地点’（野地，大学宿舍，饭馆卫生间...)。
时间具有私人性。电影讲述了很长一段时间。时间的展现有两种，一种和角色自身的生活相关的，缓慢的叙事；另一种仅仅以大事纪的方式一闪而过。
人物只剩下身体。这并不仅仅是当代社会的流动的个体，而是心灵本身彻底的空旷。

一部电影怎么能引起我那么多不同时间地点的回忆...... 典型的中国式大学生宿舍，全中国的宿舍是否都是一样的？下半身油漆着绿色阴暗潮湿狭窄的走廊时不时晾着衣物，乱哄哄的上下铺的房间总是有人打牌喝啤酒，这种毫无个人隐私的空间里却常常容纳着那些足够隐私的事情；交谊舞，曾经是学校课程表上找不到的但是绝大部分大学新生的必修课，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学舞厅里就只能看见抽搐着的个体的堆积了；柏林轻轨，声音有时候那么重要，只需要那报站声就能带你去另一个空间，4年前我才发现我一直以为德语听起来应该像党卫军一样严肃生硬但是结果却那么舒缓柔和；那个被称做八 九的夏天，有些镜头应该来自当时的影像档案吧，中国人大概永远不会再有热血沸腾的夏天了；。。。。。。还有只能回忆的回忆。

今日看木头十博，想起上次说到的两部电影两个导演的差别。姜文《太阳照常升起》，李安《色戒》。简单说，姜文电影表现的是自己，李安电影表现的是事物。这当然不是简单的subjective和objective的差别，不是。上次和朋友吃饭，我有个不太恰当的比拟。姜文这个电影有点像盖里的房子，而李安这个像西扎的。后来觉得，姜文这个或许应该更像柯布的吧。二者最大的区别，可能在于，前者会时不时地提醒你那个设计者的存在，他的建筑理想或别的什么；而后者则隐藏在他制造的气氛里，让人失陷其中。

另看到八卦新闻说导演张元家中吸毒被抓，据说要判刑3年，因为有聚众的罪过。同时逮获的包括《寻枪》的摄影师谢征宇，武拉拉，米丘等。不知消息真假。如果是真事，到也不值得太惊讶。艺术家或类艺术家使用迷幻性药物寻求所谓灵感，估计有很长的历史可循，也有大把的名单可列。我只是突然想到两个问题。吸毒为什么是违法的？单纯吸毒这个行为只是残害自身，就像自杀，似乎是个道德和伦理的问题。如果说它鼓励了产毒/贩毒，这个是鸡生蛋生鸡问题。如果它引发了盗窃抢劫诈骗等等，那么它只是“有可能”引发犯罪，如果因此而断，似乎有莫须有的意思。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在于，中国统治者似乎向来最忌讳“聚众”的事儿。也许是给几千来不断的农民起义给折腾的。人民一旦聚了众，危险就大了。这或许是当年那什么功招致意想不到的严厉打击的真正原因吧。

为什么“东方之冠”被当作中国馆主体建筑的构思主题？如果‘冠’是一种标明个人身份地位并将其纳入社会秩序的形式化工具，这一主题表达了什么样的“中国文化的精神与气质” ？它与世博会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关系是什么？在当下被权力与资本意志、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主导的城市里，因为什么或依靠什么才能让生活‘更’美好？让‘谁’生活更美好？

为什么国家馆和地区馆的整体布局展现了“中国文化、东方哲学对理想人居社会环境的憧憬” ？如果中国古代哲学中‘天、地、人’关系的原生价值在于对人自身意识德行的关注，而并非‘天尊地卑’的形式象征和秩序规范，那么以国家馆为‘天’并以地区馆为‘地’的‘整体布局’是在图像化一个尊卑有别的社会秩序，还是在憧憬“理想人居社会环境”？依此而言，国家馆主体架空形成的开敞空间能表达“开放性、公共性的现代意识” 吗？如果这种“现代意识”脱离不了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或者如列斐布尔所言，公共空间的意义是由人们的社会活动所‘生产’，那么国家馆之下的开敞空间将容纳什么样的公共活动和意识？

为什么‘匠人营国’所遵从的‘九经九纬’被当作“屋顶平台建筑构架的文化基础” ？‘匠人营国’是战国《考工记》中的一段，其书在汉代被收入《周礼》，替代丢失的原《冬官》篇，成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的末篇，那么这个背景之下的‘匠人营国’、‘九经九纬’内含什么样的文化理念？如果《周礼》是中国古代官制典籍并用于建构天子诸侯百官民众的尊卑、宗法与等级制度，再进一步成为规定上至人伦统治下至日常事务的古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那么这就是2010年中国馆“屋顶平台建筑构架的文化基础”吗？以严格遵从自天子王城到平民房宅的等级制度而规定的城市与建筑形制为什么能“让生活更美好”？

为什么一个巨大的斗拱的简化‘造型’被当作中国馆建筑形态文化表达的手段，并可以形成“传统建筑的当代表达” ？如果斗拱作为中国传统木建筑的构造元素表达了传统建筑工匠对材料的理解和运用以及木制建构文化的创造，那么这种把握材料、建造与形式关系的智慧和创造性可以被一个模仿的象征符号表达吗？如果斗拱从构造为主转向装饰与礼制等级为主、构造兼有的历史演变恰恰契合了从建筑的自主性到建筑的政治符号化之转变过程，那么今日将斗拱彻底转变成象征符号是不是这样一种‘建筑文化’的终极表现？从古代设定檐下斗拱的数量和组织以适应巨大的屋顶转变成当下中国馆斗拱‘造型’本身的巨大，从精巧独特的木构技艺转变成上世纪中旬就已经被日本建筑师探索的“现代简约”形式，这种“传统建筑的当代表达”显现了什么样的“中华智慧”？

最后，在我们展示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之前，或许需要回到问题的起点：谁的生活？谁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