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在文学城看到那位张教授的宣言。没想到这事儿成了个热点。处处皆讨论。

说得就是有人发现了个叫“sex and shanghai”的blog,一个在上海当英语外教的英国男人chinabounder的blog,一个讲述他如何在上海（和中国女人）乱搞的blog。

顿时大家义愤填膺，顿时乱搞就不止是乱搞了，顿时张教授就呼吁中国人民联合起来把Y挺的赶出中国去。

 

我猜想如果有机会这chinabounder在英国也会乱搞的。但为什么此乱搞非彼乱搞呢？很多人评论说这Y挺的大概在英国混得很差，所以跑到中国顿时乐疯了。英国人生活的确不容易，boring透顶。要是没有特别的本事，也没人把你当根葱。可没想到了中国，只要你白肤碧眼，操外国口音，立马就成了好大一棵葱。金钱这个到未必有，但美女却来得容易得多。但凡是个人，尤其是在英国这种地方闷坏了的人，怎能不乐疯呢？

 

抛开民族情绪，道德传统，对上海的敏感（谁让这地方出过“上海宝贝”呢？），等等，到底是什么让乱搞不止是乱搞了呢？

说到底，就是它体现出来的一种对人和人的不平等关系的愤恨。西方人和中国人，在很多时候和很多场合，的不平等关系，的确不是一个可以抵赖的问题。而不同国家人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歧视也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问题。比如在英国，很多英国人就会觉得美国人都比较白痴。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外国人/中国人的不平等关系在中国远比在外国还要他妈的不平等呢？？？

 

两个问题。其一，在当代中国，以拥有金钱及其相应的representational 物质生活享受成为老百姓获得人格尊严的最主要方式，并且这种方式具有压倒性优势。然而这种悲哀的局面，是否人民面对压倒性的体制，为获取尊严所能选择的最有效的乃至唯一的道路？或者，换句话说，这是否伟大的体制留出的唯一通道呢？

其二，一种从“西方-现代化目标”到“西方人-现代化符号”的联想和“发展就是GDP ” 之间是否存在一种统一的逻辑？这种逻辑使得“西方人”在中国从 “symbol of 现代化”接转换成 “symbol of money”, 乃至再直接转换成 获取（金钱型）尊严 的有效途径，并且使这一途径获得某种合法性。

 

当乱搞不止是乱搞，人民才会愤怒。

 

这大概是国内可以看到的一个blog:

 

 

 

那个时候我住在一块叫PP区的地方。那个时候，它接近于郊区。尽管现在相对起来，已经不能算偏僻了。那个时候我和Z&X一起住在一套半毛胚房里。两室一厅，我住一间，Z&X住另一间。Z是那时候的同事，而X，Z的女友，是个有趣的北京女孩，我已经想不起她的名字。

那个时候，我和Z常常在客厅里打游戏。机器是公司的，被我们假公济私地拥有。电脑桌摆在客厅的中央。四周是裸露的混凝土墙，地上也是。有个灯泡从天花板垂吊下来，偶尔晃荡，暗淡无光，估计40瓦左右的样子。我们就这样，在荒凉中作战，常常到黎明。我和Z颇为投合，可惜在一起大约也就一年，因为我换了工作，便几乎断了联系。起初我还知道他不久也换了地方。后来便好久没有音讯，直到若干年后的某一个晚上，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好像在四川出差，正在酒吧里聊天，突然便想起我。借着半醉的热情，他说他难以忘记那个时候的日子。这会儿我突然想起来，觉得感动异常。

那个时候，X偶尔会给我们做饭吃。有一回，X作完饭后，一个人在夜晚暗黑的阳台上哼些忧伤的调子，因为Z不愿意回来吃饭。她在窗户上留下了隐约淡黯的影子，而轻轻的歌调随着夜风卷出卷入。一个有点懒惰，不常做饭的女孩子，愿意为别人辛苦上老半天，这里面必定包含了很深的感情。Z和X是S城某大学同学，Z学室内设计，X学的会计。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在一起四年了。四年，有时候真的不算长。他们有时吵架，然后和好如初。若干年后的某一天，我突然在公司写字楼电梯里遇见X。问起Z，她说分手了。她当时表情很萧然。原来她居然和我在同一个写字楼上班，真是凑巧。

 那个时候，我最值钱的东西，就是大学毕业半年后买的手机。摩托罗拉那时候的机器，虽然已经比老式砖头机要小了好些，但是抓在手里仍然沉甸甸的。每隔段时间，就会收到Y的电话。Y是个学生物的女研究生，却有着和专业所不符合的文学青年的浪漫和单纯。我在认识Y后第二次见面的时候，轻易地被她一个回头的姿态打动了。那个回头的情景，现在已经模糊了。但是，我却相信那是在我记忆深处和Y有关的部分中第一个重要的瞬间。那天，我带她去虹桥某个美术馆看一个非洲艺术家的画展。她推掉了原先同学的安排，她说，我跟你去非洲吧。尽管我们一直联系，却毫无进展，直到若干年后的某一个晚上，因为担心托福考试因为名字拼音错误而无效，她在我当时那不过六平方米的客厅里失声痛苦。我后来常常想，在人悲伤的时候，原来安慰有那么不可预知的作用。其后并不多久，她就去了美国。那里，有她，其实更是她父母的梦想。再若干年后，我在网络上遇到她，便知道，有些东西，真的不复再来。

 那个时候我住在一块叫PP区的地方。那个时候，我一贫如洗，却并不忧伤。那个时候，我从未想过，要去遥远的异乡。

买了本书，The Rise of the Sixties：American and European Art in the Era of Dissent, 作者Thomas Crow, 南加州大学艺术史的教授，好像算是个靠谱的学者。1996年著。

对艺术这块实在知道得少了点儿。

 

对50/60年代一直觉得挺感兴趣，觉得好像该发生的事儿都在这会儿差不多发生了，没发生的，也留下了前奏。上次在London看Future City的展览，大部分其实都是这会儿的。Utopia这个词，也大概只有在50/60年代，达到了它的顶点。之后，就基本上完蛋了。物极必反，老祖宗早说了。

 

纸质不错的样子，大把的彩色图片，讲艺术的书，如没有图片，就像吃烧烤没有肉类，不知道烤的啥。200页，才3镑多点儿。在英国，简直就是白给。当然了，Amazon上面也才卖6镑多，可是为什么2003年的版本要17镑多呢？

 

这书没按那些老套路，按艺术派别分类的些，似乎是从艺术家本身出发的。到是有趣的。

可这书什么时候有时间开始读？还真是个问题。

我着实不认为这是一部好电影。

看完之后，一无所留。 有趣的话太多，就反而记不住哪句了。都是经典，经典就消亡了。何况还是平庸的口舌多。结尾真是...什么玩意儿呀。话实在说没了，就乱搞一通结束拉倒。

 

我越来越觉得文字和影像的任务各有不同。为什么王家卫的电影，我觉得是好电影，就因为它表达了影像该表达的任务。

梦想照进现实？还不如改成徐静蕾从艺xx年心路历程访谈。